Critical Thinking

Really, noth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happened on Feb.8,

the day of the Li Siya was not facing a romantic love,

nor was the passion flowing in the heart.

Even though the campus of UST did not have sufficient enjoyment during the winter

and tension broke out in those days,

and though TA was appoin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mester,

none of these disasters occurred in alarming range.

For a man as fortitudinous as him,

such minor incidents and setbacks can only be expected.

On the whole,

the day of the Li Siya would go down in history as an indifferent one.

Can we therefore omit that day from Li Siya’s whole life?

Not quite.

During the year 1977 in last century,

many seemingly unimportant events took palace in China

that were closely linked to both her past and her future.

At that time

it was hard to say for certain

whether any isolated incident was merely a passing episode

or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but in fact one thing made a different history.

That is,

a baby named Li Siya was borne on that ordinary day.

——引自《历万年十五》

不知何时起我对pizza有不好的感觉，

学校pizza bird的东西更增加这种印象。

不过这次Kowloon Bay的pizza hut让我得以重新认识。

本次食谱如下：

G R Gold, Curry B. Rice, Salmon Pastry,

Mango Salad, Onion Ring, Red Bean Fizz,

Banana Fantasy, Sweet Mi-pizza, Cream Puff

结论一：

pizza在除了本身制作水平高低导致的口味差别之外，

一定要趁热吃。

结论二：

对面有PPMM的时候，

pizza就更好吃。

结论三：

“秀色可餐”这个词有深刻的含义，

兹提示两个方面：

1，作为赏心悦目的“秀色”本身不可吃，可吃的是pizza；

2，作为什么什么的“秀色”可以吃，但必须是特定的情况下。

雪天：就是下雪天。这个词容易理解。

不过，这次回家竟然碰到了多年不遇的大雪。
纷纷扬扬，一天一夜。有一尺多厚，脚能陷在雪里，走路困难。
四处一片耀眼的白，泛着青光。树枝上都压着厚厚的雪，玉树琼枝。

记得只有在初中的时候才有过类似的这样一场大雪，
雪模糊了任何道路和沟渠的界限，
一个小孩上学路上滑进沟里，结果被雪淹死，或者可能是冻死。
于是我们停课，额外的假期让人很欣喜。

现在，看着屋顶上厚厚的雪，有些无可奈何，
因为Justine MM 让我给她带一捧雪，我看着这么好的雪————没法带。

吃场（儿）：
先说“吃”，就是吃食物的吃，不是“吃了败仗”之类的吃。
“场”，在乡下有些地方，去乡镇固定的买卖集散地叫“赶场”，
我们这里不叫，我们叫“赶集”。
比如妹妹早上要去“赶集”，出门没走多远被一辆自行车带倒了，结果大家都说

那天她“不利出行”。

我们这里的农村，凡是谁家有喜事，叫“红事”，比如娶媳妇/嫁女儿/生小孩，
亲戚和本家（我们叫“自己屋里”）都要带上礼品或礼金去祝贺，
主人家招待大家吃的酒席就叫“场”——应该儿化，“场儿”。
大家去吃，就叫“吃场”。

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吃场，
因为农村都很穷，一年能吃到肉和鸡蛋的次数不超过10，
吃场的时候肉和鸡蛋比较多，这个时候放开肚子随便吃，没人会“笑话”（嘲笑

），在中午的场一直吃饱得晚上都吃不下去饭。

雪天吃场：
大雪正碰上一个今年23岁小堂弟的小女儿“满月”，
人们都去吃场，我去端盘子——给客人们上菜，
干完活，再吃事隔15年记忆中的“场”，
什么结果？大家能猜测的到。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酒席我都能做得比他们好。

奶奶辈的几个人问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你娶媳妇的‘场’？”
我笑了说：等着吧。
她们都一大把年纪了，所以接着的问题是：“你说我们能等到吧？”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她们应该问那个我“媳妇”。

今天到了世界少有的大门开在商场里的大学——城市大学，

果然名不虚传。

出了学校大厅往前走，顺着拱廊不到100米，进了一幢建筑，

有一个长方形的入口，在入口上方写着FESTIVAL WALK，

就是传说中“又一城”。

这长方形入口既是大学的门口，也是“又一城”的门口。

刚过门口就满目一片空旷的富丽堂皇。

前行不过10米，下自动扶梯，赫然看到据说是全港最高的圣诞树，

从商场底部直冲玻璃拱顶。

上面挂满了各种玲珑的装饰，

据说这些装饰很多是镀金镀银的，

我差一点想偷一片树叶子回来。

“又一城”有点类似北京的“燕莎”，

因为九龙塘附近是富人聚居区，

所以“又一城”的东西好是好就是价钱高了那么一点。

师兄曾陪一位吴姓先生到这里买东西，看得感慨，

吴先生就安慰他说：没关系，以后你也买得起。

城市大学大厅的空间感觉挺好，

一路的扶梯上去，都空空荡荡摆放着沙发，可以随意歇息。

不过现在是放假期间，可能学生都在的时候还是蛮拥挤。

沙发的后边有些电脑，我想检索一些东西，可惜要输入学生密码。

我想，这点看起来很小气，

远不如科大这么开放性强，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学校，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学校到处摆放的电脑，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图书馆看书看报，或者参观。

不过师兄说，城市大学的MM们打扮得都很漂亮，

原因是：校门就开在这样的商场中，

到处是耀眼的世界名牌，到处美女如云，

能不花费力气打扮自己吗？

年尾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感慨，

在阳光很好的下午，都会意兴萧索，

真的是自己开始年纪大了起来的缘故？

老，最要命的是一种心理状态。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以前以为是搞笑的话，

今年知道了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人、事都在流动着逝去，

不能把握，也不该去把握。

人和人之间是隔膜的。

欢笑情如旧，萧瑟鬓已斑，

虽伤感却令人向往和留恋，

因为有欢笑，有情如旧，鬓已斑算得了什么。

没有情如旧，欢笑也只是刹那间回忆时才有的情景，

此时，鬓已斑也不算什么，因为没有人关注它。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阳光笼罩的之内，一切变得虚空，

细小的灰尘飞舞着，证明着它的虚空。

阳光笼罩的之外，一样的虚空。

没有什么东西表现它的虚空，却让它更虚空。

有人问我喜欢的东坡词，我就说说我比较喜欢的，大概有：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行香子·丹阳寄述古》等。

有一句我在一段时间里特别喜欢：“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销魂。”想想，这样的话足够让某些人臭美的了吧。哈哈。

当然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挺喜欢了。不过我觉得词还是委婉曲折的好。好像现在大家都不提“婉约词”这个说法了，呵呵。

玩“一字飞花令”时候，会背《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就爽了，因为里面有很多“花”，第一句“似花还似非花”，就得有两个人喝酒，嘿嘿。

如果是陌生人，我还可以拿《江城子·别徐州》来做个游戏。第一句“天涯流落思无穷”里面有我的名字，试试，看能不能拼出来？

《鶯鶯傳》流傳甚廣，作為一個範例方便觀察。

元稹自己說過一句話：“然則人生最不可少者，其惟謗汙之口乎？”

平靜而隱含著無奈的自我勸解口氣，暗示了一個事實：

讀者和聽眾的議論，讓參與事件的主角受到了壓力。

當有讀者和聽眾積極涉入的時候，原本的故事變為一個“事件”。

這種讀者的參與趙令疇在《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中說得更直接：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

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

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

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

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終其篇，

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

人人喜歡談論，趙令疇給出的原因是因為其“奇”，

奇不奇之說，前人早已有所論述，不是重點，

我關注的重點是，

此談論“奇”“異”是在左懷右抱、吃喝玩樂的“極飲肆歡之際”。

酒足飯飽之後談論一點八卦豔情，食色性也之間窺視一些別人家隱私，也算人生樂事。

其實，這之間隱隱包含的看/被看、男性/女性、公開/隱私，很容易使我們想到如今的八卦新聞。

因为有闲

把

时间往那边拨一拨

以为时间会朝那个方向走

不在乎等多久

露水打湿了枕头

一夕

掠过

两条金色的鱼

体重之比是体积之比的几倍

还没来得及算清楚

有小童拍拍我的肩：

“那个姐姐已经不见！”

科大选课时要在网上注册，

如果你注册晚了，对不起，名额已满，你不能修，等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

文史哲混在一起有混在一起的问题。

历史和哲学的学生拼命抢文学的课修，

似乎文学就是风花雪月，很容易似的。

本学期刚到时，等我和张俭等文学组的同学去选课时，

文学史的名额真满了，让我们等两年再修。

两年，我们还毕业不毕业？

我跟陈建华老师说：要是文学组的同学都选不上，你的文学史怎么讲？

他说：没办法，就这样讲，他们听不懂也没办法。

文学真的是人人可以谈论？

我最怕遇见文学青年，避之而不及。

文青最要命的是自己觉得很懂文学，仿佛高人一等。

遇见文青最要命的是，文青装做谦虚地问你问题时，你发现问题自己一个都不能回答。

什么原因，遇见文青，你自己就知道。

一对工科的文青夫妇在吃饭时忽然诗兴大发，

男的吟出两句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女的问：“后两句是什么？”

男的很得意地提示：“羌笛～”

女的恍然大悟：“噢～，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还挺压韵的。

在西方，灰姑娘总是最后变成了漂亮的公主或者王子夫人。

在中国，穷书生总是遇见漂亮的富家小姐最终喜结良缘。

灰姑娘还好，因为有自己原来的美貌。

只要王子给钱买些化妆品，稍加打扮便是落落大方的出水芙蓉。

穷书生以前还不错，知识受崇拜，很有市场，读的书就是资本。

小姐们可以指望他们去进京赶考当官。

现在，知识贬值，穷书生就惨了，除了知识就什么也没有。

惨的是，书生们的知识不能转化成什么大财富。

所以书生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也没富家小姐青睐了。

这大概是如今学文学的男性受鄙视的原因之一吧。

唐寅是出名的才子，文章不是第一，写的字虽不错，飘逸中却有一股通俗之气。

苏轼成了千古文人的代表，没有听说过太多他有什么机智的应对故事，然而他的文章，他的真情，都是一种理想。

我曾经也喜欢才子，那时候脑子特别好用，别人想说而为说，或者别人不知道的，自己能脱口而出，曾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也是才子（其实并不够聪明）。

年纪变得大了些，慢慢觉得这有些轻浮，自己以为自己超过周围的人的知识也只是局限在一个自己周围的小圈子而已，在小圈子之外的大圈子里那些睿智的人可能对这些会轻付一笑了之，不禁谨慎起来。

慢慢喜欢起文人气来。

有教授说了，书读得多了，脸上自然有一种书卷之气。

开始羡慕这种书卷之气。

后来拜了蒋先生为师，更有一种无可挑剔的真情文人气。

如今跟随了陈先生，也觉得陈先生是个儒雅的文人。

不知不觉自己慢慢变得真有了这种气，这种气成为自身内在的东西，不是故意做出来的。

同学的男友说，我像有骨气的文人。

同学的另一种说法是，像民国时期的文人，带有一种旧的气息。

但终究这种旧的气息是不招MM们喜欢的，她们会建议我说，要多点男人气。

文人气的人不够男子气，这是无法辩驳和讳饰的。

不过也有人会狡辩说，这里所谓的男子气仅仅只是MM们要求的那种男子气。

当然，这种辩驳没什么意义。

后来仔细一想，其实喜欢才子或者喜欢文人，无所谓有差别的。

她喜欢才子，所以具有才子气的人表现出什么，他们都可以归结入才子气，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不管是睿智还是浅薄，睿智是一种深度，浅薄是一种幽默，统统喜欢了。

这时有文人气的人表现出的东西似乎都有些可以挑刺的地方。

反过来，如果她喜欢了文人气的人，就会觉得文人气的人聪明睿智之类，所有好的词都会加在文人气上。

说到底，就是两种类型的气都需要能被欣赏。

我估计慢慢会变成那种文人气的人。

但这是我喜欢的人不喜欢的。

一种遗憾。

《白棉花》的VCD表面写着：

世界上有两种情最伤，想爱又爱不到的和爱过却没有结果的；

世界上有两种情最美，想爱又爱不到的和爱过却没有结果的。

看着这么煽情的话，忍不住借来看。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了别人，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了别人受到伤害，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了别人又遭那人的抛弃，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了别人遭到抛弃却无怨无悔，

应该是种什么样的伤？什么样的残酷的美？

伤和美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刻体会。

可惜影片匆忙、肤浅，什么都没有描摹出来。

也许是导演不够好，

也许是宁静、苏友朋根本不能了解这样的心情。

不过，小说是莫言写的，

我虽没看过，

但我知道：

莫言写得一定会比电影好几万倍。

精神不好，就借了些片子来看。

其中之一是徐克导演的《蜀山》。元彪、林青霞、郑少秋主演。

突然想起《哈里·波特》。

论想象力来讲，当下的《哈里·波特》不能从任何角度表明它能盖过中国20世纪30年代就产生的《蜀山剑侠传》。

甚至可以说，很多想像模拟了《蜀山剑侠传》。

一样是三个可爱的小孩子为拯救正义的种种遭遇。

一样有大人的斗法，仙和魔。

一样的魔，都无形，需要窜入一个人身上。不同的是一个是血魔，一个是伏地魔。

一样奇幻的想像空间。不同的是一个是蜀山数峰，一个是魔法学校。

一样的有球飞来飞去。不同的是一个是天刀老人的大铁球，一个是哈里波特们玩的小飞行球。

……

太多的相似。

《蜀山》里面天刀老人为了阻止已经着魔的丁引进入魔道，为了救卒子，不幸死了。

《哈里·波特》里面的邓不利多为了正义，也死了。

我想，MM的话是很正确的：邓不利多不可能再复活。

除了她讲的原因，我再加上一条：天刀老人死了就没有复活。

我想，《哈里·波特》可能的结局是：哈里·波特和荣恩心意相通，在一个大人魔法师的帮助下，联手战胜魔王；在和魔王斗法的同时，妙丽则在拯救一般麻瓜的命运。

因为，《蜀山》的结局是卒子和小和尚在神道长的帮助下，心灵相通，用紫青两把神剑达到天地人合一，联手毁了血魔的元神。那个可爱的小妹则救了一帮士兵的命。

《莺莺传》里的张生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

他已经二十三了，未尝近女色，知道的人就“诘之”：是不是有毛病或者什么不良倾向？

张生就“谢而言曰”：

“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

用白话说，就是：登徒子算什么，他不是好色的人，他那种行为是恶行。我才是真正好色的！我不近女色，是因为我没遇到真正喜欢的。我看到PP的MM也会喜欢，所以，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呀。

此种辩驳着实纯洁，不知道现在的MM们听了这种解释会不会觉得幼稚得可笑。

幸运的是，张生遇到了莺莺，一个陪着他度过最美好的时光的女人。

虽然因为门第关系没能在一起，莺莺从没有记恨过他。

倒是“张生”元稹在未来的生命中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追悔。

但这种思念和追悔最为一种“丰富的痛苦”，何尝不是人生的精彩之处？

张生真地很让人羡慕。

“余真好色者”，

因为遇到了真正喜欢的人、真正喜欢的人也正好喜欢他，

于是这句话变成了一种切切实实的浪漫，

于是这个故事变成了千古流传的名篇。

若是莺莺不喜欢他呢？

那文学的历史可能就从那个时候改变。

最表面的损失是没了这样浪漫的故事。

最深层的反照是让自己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还像张生一样坚持是一种不幸。

几岁可以性交？

这好像是一个我们从来都没仔细想过的问题。

几岁可以合法性交？

我们好像也从来都没认真关注过。

在香港就不一样。

香港的《婚姻条例》规定，可以结婚的最低年龄为16岁。香港的《刑事罪行条例》规定，异性合法性交年龄为16岁。如果与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男方即属犯罪。

有这么明确的性交年龄规定，可谓事无巨细。

16岁就可以合法性交，也可谓无微不至。

我们会想，好像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总是最关心私人性的问题，有朝一日也规定了人们哪一天才可以做爱，那世界真是大同了。

作为外人这样说，有点讽刺性的口气。但是，香港人却很认真。

香港电台节目“性本善Online”在今年5月至9月期间，进行了一项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意见的网上调查，共获7652人次投票。结果发现，46％投票者认为现时的合法性交年龄过高，分别有20％多人认为合法年龄过低或适中。此外，36％的投票者称，若自己未成年仍会以身试法，与伴侣性交宣泄性欲；分别25％及20％的人会自慰或爱抚等解决；15％的人则会以其它活动分散注意力；3％的人会“死忍”。

调查机构引述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学系教授吴敏伦的意见指，很多西方国家的合法性交年龄，都较香港法定的16岁为低，西班牙的合法年龄便为12岁。青少年有性欲要宣泄，但在现行法例下会“无出路”，他担心青少年若在犯罪心态下性交，会对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他认为社会人士应讨论现行法例有否修改的余地，并应教导青少年性行为的安全措施。

生署社会生科医生周家源也说，社会视性为禁忌，而未成年人士的安全性知识贫乏，性行为是与生俱来的，尽早对青少年灌输正确的性知识，让他们懂得保护自己，及知道性交后需要承担的后果等。

原来《婚姻条例》规定，可以结婚的最低年龄为16岁。但若有意结婚的人士未满21岁，则必须先获父母同意。现在，法律改革委员会有意将之降至18岁。

这样看来民众的意愿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还没说12岁就可以合法性交，但说不准每天一讨论就决定了，也不是不可能。

香港不仅异性性交规定的细致，同性的也有所表示。

高等法院大法官夏正民较早前已裁定，《刑事罪行条例》中，禁止二十一岁以下男同性恋者，进行猥亵行为及肛交的条文，违反《基本法》及《人权法》。也就是说，男同性恋者性交时若有一方少于二十一岁，双方都属犯法。但女同性恋者几岁可以性交，则没有相关规定。

看来女同志若是生活在香港，还是蛮幸福的。

女权主义者知道了这个规定，肯定会很赞赏：这才是尊重女性。

但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似乎“男权主义”这个词也流行开了。单正平的书《闲话女人———迷你男权主义》卖得很红火，此书以“男权主义”作为招牌，开篇即提出响亮的口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男人”，接着以“危言耸听”般的口吻对当下男人的“险恶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由此展开作者“闲话女人”的文字“冒险”。

这也算开风气之先，现在确实应该注意一下男人的地位了。

就像香港得《刑事罪行条例》规定，异性合法性交年龄为16岁，如果与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男方即属犯罪。那么，如果和16岁以下的男童性交，女方算不算犯罪呢？

明爱两年前推出“晓晖计划”，辅导童年曾受性侵犯的成年人，至今接获330宗个案，其中105宗是男性。近一半呀！香港的男性，遭遇也够让人心惊。

明爱晓晖计划性侵犯综合辅导服务社工江宝祥说，根据护苗基金早前的研究显示，香港大约有一成男学生曾遭受性侵犯，比率与外国相若。男性在童年若曾被性侵犯，长大后可能对人变得没有信心，觉得自己比人差，又怕受到伤害，故不敢投入亲密关系；而部份个案亦显示，受害人可能会出现暴力倾向，甚至以吸毒、滥用药物、赌博及疯狂购物麻醉自己。

看看，男人受的害够多吧。

截至2005年7月，香港的总人口估计有：6,898,686人。一成的男性，大约也得有70万了。江宝祥说，向晓晖计划求助的男士个案，年龄由二十五岁至五十多岁不等。

看看，受害的男人够多吧。

几岁可以合法性交，看来真是一个牵涉女权男权的重要问题。

以前大家都没想到男性，现在该想到了吧。

《离魂记》的爱情可谓经典之极。

“宙与倩娘常私感于寤寐”。时时在梦中相互感应得到，总是一种甜蜜的幸福。

如果你说自己经常能感觉得到某人，知道其是时的喜怒哀乐，估计要被为批评为唯心主义的奇谈怪论。

如果你说你每每在梦里梦见某人，乍醒过来如庄周梦蝶不知身在何地，估计也没什么人相信。

在人们渐渐信仰科学的同时，对人本能的敏锐感觉和离奇现象越来越轻视。

所以，《离魂记》被批评家们称为“经典爱情中的神话气氛”。

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因为轻视，是因为不能相信。

就像是“私感于寤寐”这类事情，若是相互感知，幸福之至。

若是单方面感知呢？

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说：筼筜谷在洋州。

古洋州，就是今天陕西的洋县。

洋县有很漂亮的鸟——朱鹮，有MM说：“神鸟！”

我去过洋县，但是没见到筼筜谷，倒是在山里一家很穷的人家屋前屋后看到了大片的修竹，挺拔、浓密，郁郁苍苍地围着院子。屋子在半山腰，神仙一般的居所。

苏轼说文与可让他写过《洋州三十咏》，其中一篇就是写筼筜谷的。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诗里说文同在洋州当太守当得太穷了，馋了没东西吃，就把竹子都吃了。

这当然是调笑，另一层意思是说文同画竹，已经成竹在胸。

苏轼善戏谑，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劲，他接着说：“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文同当然要喷饭了，自己可是吃了千亩的竹子啊！

文同到底有多穷，其实并不重要。

欢愁迪斯尼

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这么多天了，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为何？因为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利弊共生。

最高兴的是谁？

肯定不是小朋友们和一些年轻人。

小朋友们只能去逛逛，花了钱玩了个痛快就出来了。

电视台主持人陈慧仪说，到街上无论是精品店、服装店，甚至是便利店都在宣传及销售迪斯尼的产品，虽然她追随米妮二十多年，算是超级fans，但看到这景象还是有点腻。她有点怀疑：到底是该公司出售了太多产品的销售权，还是香港人太喜欢凑热闹？

年轻人不算最高兴。

最高兴的要数那个整天跳来跳去的老鼠，因为它在那里夸张地蹦跳时，财源已经滚滚。

其实，钱财是小，失节是大。

最忧虑的是谁？

一个大学生团体组成了关注小组，批评迪斯尼乐园享有过多特权，包括设有禁止停泊区及禁飞区，豁免巡游花车的限制，破例获准每日放烟花的权力，甚至是一般情况下，本港医护人员及警务人员不能直接进入园区的限制等等。他们以带绷带的米老鼠等为道具，暗示迪斯尼在带来经济正面效益的情况下，会遭遇很多问题。

但是除了媒体，没什么人关注他们。

不过，没过多久，媒体报道，食环署两名卫生督察，欲到迪斯尼乐园，调查怀疑涉及一宗食物中毒个案的两间餐厅时，被乐园人员要求除下制服帽和肩章，才可进入乐园。

此事件最终引起港府震怒。

其实来香港赚钱没什么，最要不得的是霸道，害得财政司长唐英年出来强调，欢迎迪斯尼来港投资，但在投资的过程中，没有人可享有特权，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香港成功的因素。

迪斯尼先生说过：迪斯尼是一个令大家找到童心的地方，也让年轻人知道，一定要有理想和梦想，才可以创造未来。希望才是我们欢乐的源头，它甚至可以启发整个世界。

迪斯尼自己的梦想能力真不错，后殖民文化，让迪斯尼的文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香港不是很喜欢人家来吗？来了又有什么可埋怨的呢？不是连官员都鼓着掌欢迎迪斯尼吗？

最清醒的是谁？

应该有很多人。

不过行政会议成员陈智思站出来说话了。

陈智思在港台节目《给香港的信》中说，香港不可长期倚靠迪斯尼乐园及其它基建项目发展经济，应该积极发展高增值服务业，以吸引高质素人士来港发展。

能站出来说这样的话，也算不容易，在红火的事情上泼凉水也是需要勇气的。

前几天的香港的《都市日报》上有篇小文《月老放大假》，问：为什么现今的社会里，很多婚姻都不长久呢？为什么单身而达适婚年龄的男女越来越多，渴望结婚的人却越来越少呢？

作者白水先生探究了原因。是这样的：传说在人世间主宰姻缘配对的是月老，由于月老数百年来不停地为配对而费尽心神、身心疲惫，就想休息一下。于是找了个接班人，把毕生积累的经验和配对的依据传授给他。接班人相当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最后月老把诀窍也传授给了接班人，说给爱侣们心上捆的长生结，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更不能甩脱。接班人很爽快地说学会了。二十年后月老回来了，他先看了姻缘册，结婚的男女不比以前少，说明接班人没有偷懒。但离婚的男女也不断增加，奇怪的是单身而适婚的男女人数暴增，但他们都没有求偶的意欲。开始月老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搞明白了，问题出在长生结上。长生结是为了让爱侣能够心意相通，哪知接班人把所有的结绑得太死了，结果把男女的心也绑死了，大家不愿相互交流、不能相互包容，最后不欢而散地离了婚。青年们看到，让人羡慕的美满婚姻最后都不能白头偕老，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慢慢封闭了内心，对婚姻也失去了信心。

虽然香港人相对来说比较迷信鬼神一些，但上面这说法其实也只是一种诙谐罢了，不必当真。倒是问题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

有统计说香港有85万适婚女性依然独身。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男女比例失调，特别是30岁至40岁这一适婚年龄段，每10名女性只有8名男性配对。据悉，现在香港超过85万适婚女性依然独身，比15年前激增四成。独身女性中，从未结过婚的有70多万人，其余为无配偶、离婚等。

其实，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多样化和独身主义流行，单身及晚婚越来越多是一个普遍趋势。但在有近690万人口的香港，这个现象似乎特别突出。20多年来香港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大量香港男性纷纷到内地娶妻，因为男性多喜欢“小鸟依人”，不喜欢“女强人”。所以，香港独立能力强、性格硬朗的女性，要找异性结婚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些高薪职业女性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女性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很多是高级白领、公司主管、副总裁等，年龄主要集中在40至60岁。

问题如此之大，香港的月老却没显身表个态，倒是急了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周一岳最近公开表示，希望香港民众多多参考演艺圈流行的姐弟恋，因为“香港女性比男性长寿，女大男小的结合更合理”。他期待有更多的香港女性能够找到理想的另一半。

香港的月老看来实在有点失职，难道又去放大假了不成？也许是上次接班人失误，这次干脆就没有找接班人。

香港的善男信女们急着呢。

香港月老不管了，那就求助台湾的月老吧。

3年没推出专辑的刘德华，8月初到台湾举行国语专辑《再说一次我爱你》记者会，他专程到台北月老庙一趟。因为早前有传刘德华早已结婚并有小孩，台湾传媒便问刘德华来月老庙求什么，刘德华回应说，自己并没结婚也未当爸爸，这次就对着月老再说一次，他真的还没结婚，没有小孩。月老庙庙祝说，拜过月老庙的人很快便有好姻缘。刘德华说：“我不单为自己拜，也为歌迷拜，还求了千多条红线，我会在签名会上送给大家。我得到幸福之余，也希望每一个我的歌迷也同样得到幸福。等到歌迷都成家立室了，大家都有爱人，我才成家立室吧。”

不管怎么说，这次拜月老真是拜到台湾了。台湾的月老到底灵不灵，那就需要看华仔的心诚不诚了。不过听华仔唱过的《月老》说“月老他看得到他听得到/告诉我爱是那么微妙/冥冥中我俩一个都不能少/月老他看得到/他听得到他愿意一直为我祈祷/他祈祷我俩一个都不能少”。看样子华仔还靠谱。

不知道华仔会不会为内地的歌迷们送一些红线过来，因为内地的月老实在也有些问题。

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一天竟有200多名中老年人为自己的子女“相亲”。家长手里拿着写有“女儿、31岁、大本、软件工程师”字样的纸片、照片和记录本彼此询问，认真记下对方孩子的情况，互相觉得不错就留下联系方式。这些爸爸妈妈们说，子女平时忙于工作，生活圈子小，要求对象的条件又高，所以快30岁了也还找不到对象，做父母的眼看着自己长大的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可大龄儿女们一点也不着急，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自己的学业。

有报纸埋怨了，当前大龄青年男女在婚姻上缺乏社会交流活动，缺乏婚姻信息的沟通，关键社会要承担责任，为青年们提供一个交流婚姻信息的舞台和空间。可社会究竟是个什么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东西能帮助他们呢？它不是人，也不是东西，所以还是没见它帮忙，那些老父老母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往公园里跑。

这么说来，这么多地方的月老都失职了！

咦？好像又不对，虽然地下是两岸三地，天上的月老应该只有一个吧。也许是月老他太忙了吧。既然神没办法了，人应该想办法的。古语说得好：天道远，人道迩。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神不如无神。看周一岳、刘德华和那些父母都帮月老干了不少活儿，年轻人还是自己主动一点吧。《左传》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给月老一点压力，我们再稍微一努力，说不定线拴上了，结也打上了——不紧不松。

 杜尔克姆说：“如果没有社会就不可能有社会学，而如果没有个人就不可能有社会。”

人、社会、社会学密不可分。

    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甲午海战的炮声中沉入海底时，康、梁等人主张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人文知识和社会思想。

    他们找到了社会学。

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社会学从此由西方传入中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激烈变动，经济停顿，社会秩序全面崩溃。

    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积贫积弱？带着这样的问题，费孝通进行了对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景汉进行了对河北定县农村调查。二者都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现实依据。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大规模地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二十几年迅猛发展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唯利是图的取向使社会面临着道德滑坡的困境，贫富差距的加大对社会稳定产生威胁，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对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命题。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基本准则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

    于是，社会学家又一次走向了前台。

    一个灾难的时代，引出严复、章太炎。

    一个战乱的局势，沉潜着费孝通、李景汉。

    一个转型的季节，孙立平走上前。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错误中前进，人总是在不断的挫折中学习。

    1902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生日”。

    它80岁“生日”的时候，一个叫孙立平的青年人学业有成，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执教。

    它100岁“生日”的时候，一个叫孙立平的中年人学术有成，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佼佼者。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

    科尔凯戈尔说：你信仰什么，你就该生活什么。

    孙立平对于人生与命运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感冒。关于自己与社会学之间的“缘分”，他的认识非常简单：“因为我喜欢。”

    他不同意因为社会责任感而选择社会学的说法，也不看重从事社会学研究与自己出身之间的联系。“选择这个专业肯定和自己的经历有关，但最基本的是缘于一种好奇心。”

    他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是新闻。“我认为新闻没有多少可以学习的东西，新闻理论、新闻写作等课程对做一个好记者没有太大关系。”

    这种对专业的“偏见”几乎是孙立平同班同学中的“共识”。“当时班里分成两批人，一批侧重于文学，所以出了老鬼这样的作家；另一批人侧重于哲学、文艺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

    孙立平显然是“理论派”，“我没有多少文学细胞。”

    他认为，能够学什么不能够学什么，和一个人的智力结构有关。“像经济学这样数字化的东西，我不想学；对西方哲学玄虚的理论我的兴趣也有限。而社会学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不像经济学之类的那么刻板。”

    “社会现象本身是很微妙的，微妙而复杂。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写了本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书中说，社会学的想象力体现在个人微观和社会宏观两个层面自由穿梭的能力。社会学对我的吸引力和这个有关系。”

    他的同班同学透露说，孙立平的聪明在班里是有名的。他另一个有名的是对书籍的涉猎，抱头潜读的往往是别人不愿看的诸如弗洛伊德之类的晦涩的大部头，言谈中也往往出语高深且惊人。

    据说，到南开进修社会学班时，他带去的最主要的行李，是满满一书包读书卡片。

    2002年，南开班20周年聚会，有同学开玩笑地问，班里的老照片怎么没有孙立平在课堂里上课的照片？“那时候我老逃课，上午基本没上过什么课，都睡觉了。”

    “我对社会学充满了热爱。如果现在再给我选择的机会，我还是选社会学。它有无穷的魅力。”

    喜欢社会学，选择了社会学，却不愿意上社会学的课。这是怎样的一对矛盾？

    不是听话的好学生，在学术领域却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是怎样的一对因果？

    “社会学研究的世界是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内部联系非常复杂，这给发挥想象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像一个孩子对玩具的喜好。孩子真正喜欢的并非玩具本身，而是玩具所带来的那种新奇而开拓的感觉。所以，一个玩具在孩子手里可能两天之后就会被扔掉，但那种神奇的感觉将会伴随他的一生，对玩具的追求将会伴随他的一生。

    依喜好行事，凭兴趣选择，在想象力中研究。

    但是，谁又能否认，这或许正是学术研究的真谛呢？

    或许可作为例证的是，青年时代孙立平讲的社会学课程就很招人，300人的大课往往会容纳上千旁听者。这种热度一直至今。

    一个不愿意听课的人，讲的却是很多人愿意听的课。

    孙立平不好穿，他所能接受的衣着永远是那么几种式样、几种颜色；

    孙立平好吃，但朋友说他绝称不上是什么美食家，因为他喜欢的永远是大鱼大肉简单而直接；

    孙立平好喝，只是最普通的啤酒，但一顿不喝就会觉得像没喝水，嗓子发干，抓耳挠腮。

    孙立平很散淡，一次次推掉了各种各样的官阶名号，但遇见哪位市长，却会一脸严肃地“教导”他们如何在社会断裂中做官；

    孙立平很直率，一个了无生趣的无聊会议上，第一个起身大摇大摆离开会场的一定是他，但对待朋友的要求，即便已经明显触及到了他的忌讳，他推辞起来也是吞吞吐吐忸忸怩怩；

    孙立平很仗义，对朋友的困难，他可以冥思苦想一晚上，无论如何也要给出一个建议，但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正，他却不留余地，以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步步紧逼；

    孙立平很谦虚，不论对谁永远是一副憨厚的标志性笑容，但被邀请参加聚会或研讨，如果有他不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浪费时间；

    孙立平很好学，遇见其他领域的专家，他总会笑意浓浓地请教专业问题，但如果对某些具体问题争论起来，他的观点往往很难被别人说服；

    孙立平很实在，讲课发言很少使用晦涩高深的专业词汇，就像老百姓唠家常，但他讲出的道理却往往会让人茅塞顿开。

    喜欢决定了一个人的学术道路。

    喜欢，是一种境界。

    这是一种什么境界？

    大象无形。

    一篇文章说，人类自私的基本脉络可分为三个阶段：以亲情为纽带的初级自私阶段；以国家、民族、宗教、种族为纽带的中级自私阶段；以人类和社会为纽带的高级自私阶段。也就是“小我”、“中我”和“大我”。

    《齐物论》南郭子綦说：“今者吾丧我。”指他超越了对待“小我”的层次。

     在孙立平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鲜明的“小我”，也能感受到对国家热爱的“中我”，而在他的研究论述以及看待万物的视角中，我们分明领略到的是“大我”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小我”、“中我”和“大我”在孙立平的血液中已经融化在了一起。

    这就是一个社会学家的精神境界。

    在政治家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欲望在跳跃；在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利益的欲望在跳跃；在学术界和慈善家的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名的欲望在跳跃。

    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应该的跳跃。

    政治家应该和官场对话，经济学家应该和企业家对话，文学家应该和大自然对话，哲学家应该和灵魂对话。

    社会学家呢？

    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的最底层？可能不是农民，也不仅在农村。东北某城市有一个人，一无所有，应该领取失业救济金。但按照规定，领取救济金必须有正式的城市身份，而具有城市身份必须要有住房。他没有住房，和高龄的老母亲挤在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产权是他母亲的。于是逻辑就变成：他要领救济金首先必须买栋房子，而要买房子首先必须有份能挣钱的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农民至少还有土地，而他连该找谁都不知道。”

    这个故事只是孙立平常年深入各地调查访谈的沧海之一粟。

    社会学家在和社会的底层人群对话。

    只有具备“大我”精神境界的人才能如此。

    “大我”的人是胸怀宽广的，所以社会学家一般都不拘小节，所以孙立平如此任性。

    “大我”的人是悲天悯人的，所以社会学特别强调实践调查，所以孙立平眼睛向下。

    “大我”的人是冷对时宜的，所以社会学声音一般比较刺耳，所以孙立平走上前台。

    “转型”与“断裂”是孙立平对当下中国社会最著名的两个判断。

他说，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民间统治精英的出现，从而使改革前的“国家——民众”的两层结构转变为正在形成中的“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而且也影响到各结构因子自身状态的变化。

    这就是“转型”。

    他说，由于在经济增长当中受益的不同，中下层之间的文化开始凸现出来。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形象一点，如果说以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相当于石头的话，那么可能现在正在形成的是上面几块石头，下面一盘沙子。现存的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那些破碎的部分，也没有办法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新的秩序。不过，这种新的结构或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组合的基础上的。信任结构解体，以强凌弱格局形成。

    这就是“断裂”。

    孙立平说，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他们都是捷足先登者。“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开始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资源，也加剧了社会两极化的发展。

    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种阶层结构的变化反映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上，则表现为上世纪80年代的普遍不平衡感转变为部分阶层或群体的严重社会挫折感。

    以弘扬社会公平为己任的社会学家，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反思。

而今，中国的战略已经转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兼顾的营造和谐的步调上来。

    就在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抨击城市病的同时，许多农村居民却对充满着“病症”的城市心向往之，不惜千里迢迢，不惜花费路费和其它费用，不惜办理各种证件，蜂拥而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生存甚至是发展的机会。而在这背后，则是对另一种社会病症——“农村病”的逃离。“农村病”最大的特征是贫困。人们在讨论城市病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一种“城市偏好”的目光。蓝天白云，交通畅通，市面清洁，没有衣衫褴褛的人群。但这一切不应当用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实现和保证。

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对象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令人更加不安的是，这种污名化过程会反过来影响到农民工本身的自我认同甚至行为方式。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教育一方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但大学中来自农村的生源比重不断降低，甚至一些城市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在升学上也遇到困难。更重要的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初级教育阶段就开始接受质量差异很大的教育。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公平问题，而是在一个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

    “大我”的孙立平似乎永远活在对现实的种种忧虑之中。

    “在2003年一系列的事件中人们可以发现，政府的品格正在开始发生变化，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开始形成。而这恰恰是以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之所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趋势的交织：一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另一个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

    他说：“在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制度上（尽管这很重要），而是必须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的视野，因为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治世之方。

    孙立平一直在倡导实践的社会学。强调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

    他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

    社会学通常有三种语言：纯学术的研究、面对政府的政策建议、面对大众的声音。

    孙立说：“我觉得这三种语言中，我讲的都算是最好的之一。”

    在学术圈，他的转型社会学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被公认要将其真正理解起来不容易；与政府谈政策，他“谈得还凑合”；面对公众，他的声音在最近的几次事件包括“郎顾之辩”中都受到媒体的密切注意。

    孙立平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做社会学研究要“要命而有趣”。“要研究中国社会学的真问题，你不能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同时，研究中国的问题要能够和国际学术界讨论、对话。”

    这是孙立平的治学之道。

     清华大学一位老师说：我很佩服孙老师，什么东西经他一说，既清楚又易懂。

     在他的文章中，很少看到他写自己。他没有什么随笔，没有抒发过自己的情感。

深刻地洞察社会之后，喜怒哀乐已不形于色。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走进熙熙攘攘的街市，走进冷冷清清的穷乡，走进嘈嘈杂杂的人流，“大我”的孙立平在阳光中注视着。

    因为他喜欢。

《大学》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是儒者通向大儒的默默的脚步。

孔子、孟子、荀子、韩愈、朱熹、王阳明……

一代代地延续传承，一代代地成为万世楷模。

仁者爱人，一个悠远而古老的梦想。

但，随着“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号召声音，随着“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新社会狂热欢呼，爱人成为一种迂腐，宽恕成为一种笑话。仁者之心消失在20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民为刍狗。”

天地和所谓的“圣人”看着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匍匐在自己脚下，露出了愚弄万民的“成就感”。

可是，仍有愿意“明德于天下”的人，仍有愿意做仁者的人。

他们静静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不喧闹，不哗众。

茅于轼是个经济学家，是个这样的人。

他关注用于包装的塑料袋是否应收费的问题。

他说振兴东北要吸取开发大西北的教训，因为他觉得开发大西北的经验是不太成功的。

他提出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让农民变成城里人。

他认为要“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因为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说中间商赚的利润太大，要限制他们的人数。

他建议用路收费的办法解决堵车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普通纳税人出钱为买车人修路的有欠公平的问题，而且并不会减少百姓的汽车消费。

他从一个普通公民被铐而获得赔偿，反思到了现今社会个人在社会中的人权受保护的程度不同。

从社会、经济中一件件的事、一个个的现象，他提出自己对经济发展的看法。

“ 80年代初我在铁道部科学院为研究生开过数学规划的课。在优化理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尔曼著的：应用动态规划。它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一些极其简单的优化原则，竟然是许多复杂高深结论的基础。受到它的启发我于1979年提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喜欢从这样细致地“格物”从容地“致知”。

他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是自己‘发现’的。”

“我从事研究有一个信条，即不论多深奥的理论，如果透彻地理解了它，必定可以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茅于轼有一种对于理的真诚、对于物的真诚、对于人的真诚。

年轻时的茅于轼当过火车司机，在铁路的技术科研部门干了25年。然而，他最后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

荷尔德林说：“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

研究经济才能清楚地为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人的诚意。

我们因为怀有某种目的而行动。

我们因为怀有某种关切而行动。

何为经济学家？

不管怎么说，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太多了。

道德和才能具备的却不多。

经济学家为何？

一个绝对的说法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形色色的世界里总有纷繁复杂的人。俗话也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少的经济学家成名后，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

有追求的经济学家考虑的不是一己的私利。

经济学家何为？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增加社会生产的财富，表现为各种商品和服务。为什么要增加财富的生产？因为经济学假定人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是无穷的，增加财富生产，人们就有较多的消费能力，结果是人们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增加。

茅于轼说：“经济学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增加物质享受，但是物质享受又是人们痛苦的根源。”

“由于对快乐的研究，才发现我过去的许多想法都有问题，我推导得出的一些结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客观地看，它确实是对的。”

理论和事实有时候并不一致。财富成了痛苦之源。何以解救？

茅于轼主张增加社会的幸福感，甚至说要建立一门“快乐学”的学问。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这就是正心。心正则自得其乐。

茅于轼已经七十多了。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北京南沙沟小区的一座普通寓所里，茅于轼已经生活了27年。当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家已经拥有了私家车时，他仍旧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往穿梭于北京的街头。

在他家里，到处放着鲜花和书籍。

茅于轼喜欢孔子说的一句话：“以直报怨”。他说：“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做的话，对坏人也施以德，对好人也施以德，变成没有区别。这于理不合。孔子提出的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用正直的方式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直率地告诉对方，你什么地方办错了事。”

一次他坐出租车，司机想多收费，他说以怨报怨就是拒绝付款；以德报怨就是再给他一笔小费；以直报怨则仍按规定付款，但要告诉他犯了规，以后改正。

以直报怨不仅是这些小事。

茅于轼一生曲折坎坷，当过“右派”，文革时被抄家，家人受虐待，自己被发配到山西。但是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到这些历史的阴影。对待这一切，他是那样平和。每当谈到过去时，他总是一笑，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好多了”；“光恨不行，还要想办法促进社会的进步，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这是更高意义上的“以直报怨”。

要如此，是何其难！茅于轼却做到了。

因为他修身，成就自己的道德。

天则经济研究所，一个业内熟知的名字，它和茅于轼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3年7月，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几位经济学家成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定位为非盈利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各种基金的资助下，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以期能影响政府，影响社会。

“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是天则团结学界人士的风格，也更适用天则的入世风格。

茅于轼为天则倾注了精力与心血。

天则已走过了10年的风雨历程，茅于轼也经历了10年的风雨沧桑。

10年间的欣慰与感叹。

从最初的西单达智胡同，到后来的水科学院、方庄芳古园、紫竹院报恩楼，及至现在的真觉寺。茅于轼也从最初的所长兼理事长、总管天则一切事务，变成了现在的常务理事，并且因年龄原因正日渐淡出天则所的日常工作。

1999年，他所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被美国的Atlas经济研究基金会评委会选中而获奖。他把2000美元奖金全部捐赠给了自己所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只把一面精致的纪念奖牌挂在了自己家的客厅里。

天则是茅于轼的家。天则也更显示了茅于轼的价值。

他也做到了“齐家”。

对于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繁荣、对于人权保护，很多人很激愤、激烈地批判。

茅于轼常说一句话：大的环境改变不容易，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一些能做的事。

1992年，一个普通的年份。

茅于轼向希望工程捐了200元钱，资助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一年级小学生韩利平。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普通的事件。

然而，茅于轼发现，这个山村贫困得超出他的想象。

一笔钱也许可以帮助一个孩子，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村的现实。贫穷、灾难和疾病压得村民无法喘息，村子里的难题像急雨中的水泡，无处不在。

茅于轼开始另想法。

他想用“扶贫基金”小额贷款来实现自己一个做实事的理想。

茅于轼拿自己的1500元，作为最初的基金。好友们在他的游说和感召下纷纷加入，如北大的林毅夫、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世界银行的杨昌伯等。

如今，他的山西项目成为人们钦佩与赞美的对象，也应该让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羞愧。

茅于轼不断告诉村民，自然条件的落后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闭塞的生活窒息了心灵。村学校的老师依茅先生的嘱托，从没忘记教学生说三句话：“谢谢，对不起，请原谅。”因为茅于轼说，要让他们知道怎样与发达地区的人打交道。

茅于轼在山西的“试验”，可以说是一种“启蒙”。

敢做“启蒙”的人，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总是很孤独，但理想主义咱者总是很乐观。

富平学校就如它的创办者一样，是个孤独地寻找出路但始终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2002年4月茅于轼创办了一所专门以农村女性为对象的家政培训学校。

“富平”的名字是学校的董事长茅于轼起的，意思是要平民百姓富裕起来。

自从成立以来，学校虽然非常符合定位的“非盈利性”，可已赔了不少钱。因为很难靠学费的收取来支撑学校的运转。

茅于轼说，一些技术操作上的培训其实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在对这些女孩心理上的培训，“我们在教她们如何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大城市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但那些学员有时甚至不领情，学校出现过学员集体“逃亡”事件。

茅于轼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

茅于轼说：“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也需要一些凭理想完成的事。我们很失败，但我们从没有灰心。”

不在食肉者的位置上，茅于轼自己实践着治国的理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其实，对一个经济学家如茅于轼来说，治国最重要的是：他的经济思想。

茅于轼坚持着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宣扬和实践。

茅于轼说，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整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

为什么相信自由经济？

米瑟斯说：“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

茅于轼说，自己的经济观是：人权经济。

“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起点的不公平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

一个人出生时他的智力、相貌、家庭经济环境，他将面临的社会环境都可能有巨大的不同。

因此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

 茅于轼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意味着敏感而有弹性的不被扭曲的价格信号体系，经济主体的符合市场规则的个人选择权利、政府与微观行为者的平等关系以及建立在以上经济原则基础上的自然社会秩序。

这样，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

这样的自由，就是一种理想的社会。

茅于轼说：“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使命是维护经济自由主义。”

茅于轼一直提倡和维护这经济自由主义。

其实，儒家也追求自由。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一种自由自在的欢愉，一种理想生活的描述。

自由主义和儒家在这个层次上达到了和谐统一。

儒者，讲仁，谦恭，心存敬畏之心。

茅于轼，同样的仁义之心，敬畏之心，同样谦恭。

自由主义，坚持自由，讲求公平，维护人权。

茅于轼，同样的申述着自由的理想。

茅于轼，成为这个时代中一个自由的儒者。

人在岁月中行走。今天是一座恒久的界碑，分割过去与未来。

在今天身后，人们栽种下端正或者歪斜的脚印已经沿着来路长成一带茂密的森林。

林中挂满枯荣兴衰世事，挂满悲欢离合情怀，挂满自己高贵或者卑琐的肖像。

茅于轼，在丛林里写下了几个字：明德于天下。

如果在报纸上看见一个标题“内地首次立法禁止性骚扰”，你马上就知道意思了。原来是关于内地的报道：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将禁止性骚扰首次纳入法律，从今年12月1日实施。

但是你看到“英电视台制真人骚测青少年性观念”，你能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原来是英国广播电台为探讨时下年轻一代的性观念如何，安排了年龄约15至17岁的6男6女每周末入住在一间房子里，期间必须严守不得进入异性房间和不准喝酒两条规则。这是一个名字为“No Sex Please, We’re Teenagers”的“真人show”节目，将做成一套分成3部分的观察记录片并在电视台播出。

知道了吧？此标题中的“真人骚”就是“真人show”，此“骚”非性骚扰之“骚”。内地翻译为“秀”，“真人骚”就是内地说的“真人秀”。

一般来说，想要show的人大约是政客和明星，一个要show自己以表明政绩来升官，一个show自己以提高人气来赚钱，功利性都很强。现在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在电视上show了，但都是参加一些奇怪的“竞赛”，如当街接吻还是看能吃多少香肠之类，内地把这些叫“做秀”，有贬义。

比较“秀”和“骚”，发现两地翻译得真是各有侧重。

“秀”本来就是动词，意思是“谷物抽穗扬花”。这算是一种自然界事物的丰富呈现，所谓“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是一种美妙的景致吧。舞台上的露面、表演也算是一种呈现，所以翻译为“秀”，算来非常合适。“秀”还有美丽的意思，一般来说，舞台表演也大多给人带来美感，“秀”得恰到好处人们也喜闻乐见，比如超级女声。

“骚”本来也是动词，刷马的意思，就是给马刷毛。后来有了“扰”的意思，组成词就是“骚扰”。作为形容词有“卖弄风情的”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show，本来就是卖弄风情，在台上不管怎么表现，都是一种“表演”，做出来给人看的。若是表现得好还行，可以给人以美感，要是搞得不好，出现黑幕和丑闻，就是“骚扰”观众了。

这样说来，香港的“骚”从否定方面入手来翻译show，更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精神，看来比内地的“秀”深刻了一点点。

就像英国的这个真人show的节目，到底有没有用呢？

据说参加这个节目的12名青少年中只有3名没发生过性行为，15岁的威里斯更是在12岁便失处子之身。节目要求他们除了要同居生活之外，还要参加由两名基督教青年工作者负责的“Romance Academy”，向他们灌输传统但长久关系的思想，以改变现在青少年容易即兴发生性行为的情况。

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很让人怀疑。如果只是一种为了收视率和电台收益，那真该怀疑和批判了。不过，如果真的有效果的话，国内的电视台也可以模仿着做一个这样的节目看看。既全民娱乐，又对青少年的性观念有所影响。

说回来，其实“骚”的什么批判性，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解释而已。

翻译的差别，大概因为发音的不同而导致。内地读show，读作shou，所以近似“秀”；香港读show，读作sou，所以近似“骚”。

香港的词典里，“骚”的意思之一是：理睬。比如说：“鬼骚你！”就是“谁也不理你！”“冇人骚”就是“没人理睬”的意思；意思之二是：表演（节目等），音译show。

看来，此“骚”由来已久，比内地“秀”的时间要长很多。